王安石，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苏轼与王安石既是政治上的对手，也是惺惺相惜的两位文学天才。
据记载，苏轼曾在看过王安石的两首诗之后，称他是“野狐精”。
为什么苏轼看了王安石的诗，要说他是“野狐精”呢？
他到底看了王安石的哪首诗之后，会口出此言呢？
这句话是在讽刺王安石？还是另有含义呢？
政治家的沉浮起落
我们都读过王安石的《元日》，在每年春节辞旧迎新之际，这首诗的“出镜率”可是相当高：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诗里虽然写的是过年时热热闹闹的场景，但作者用意却并不止于此。
写这首诗时，王安石刚刚被宋神宗拜为宰相，正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眼见千家万户都换上了新的桃符，他又何尝不想破旧立新，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呢！
熟悉历史就会知道，王安石这个名字，总是和“变法”两个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有人称他是居功至伟的改革家，也有人说他是执迷不悟的糊涂蛋，更有甚者，竟视他为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而他与同时代其他著名历史人物，比如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恩怨情仇，也和“变法”脱不了干系。
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常常受到变法推行状况的影响。
变法顺利推进，他就写下昂扬向上的《元日》；变法受挫被贬，他就写下含蓄深沉的《梅花》，以凌寒盛开的梅花自比，表达自己对于政治理想的坚持：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王安石所处的时代，距离柳永在《望海潮》中所赞颂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进入了北宋中期。
那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问题，国家军事虚弱，财政支出困难，许多有识之士都试图解决这些问题，王安石也不例外。
在最负盛名的一首词《桂枝香·金陵怀古》中，王安石就是借追怀南京城的古迹，抒发对现实的忧虑，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襟怀：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
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金陵为六朝古都，自古便是一派繁荣景象，因此词的上阕，王安石登高远望，极力描绘金陵城的壮丽。
然而到了下阕，他却笔锋一转，提到了六朝统治者因贪图享乐、不思进取而亡国的教训。
杜牧笔下商女所唱的亡国之音犹然在耳，倘若不心生警惕、居安思危，那么北宋的祸事也不会远了！
了解了这首词的时代背景，你也就不难理解王安石何以如此执着于变法了——他是想凭借自己的努力，为北宋开出一张治病的药方。
然而，到底有没有人严格按照他开的药方抓药呢？很可惜，似乎未能如他所愿。
据当地的酒官回忆，王安石罢相回到金陵后，时常有一位侍奉王安石的老兵前来打酒，于是他就好奇地询问起王安石的日常起居。
老兵回答说“王相公每天只是在屋里读书，时不时用手抚床叹息。”他在叹息些什么呢？
既是对手，也是知己
我们都知道，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才子，民间也流传着许多有关他骋才用智、纵情任性的趣闻逸事。
然而“一山还比一山高”，即便是博学如苏轼，也难免会遇到受窘的情况。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在“三言”之一的《警世通言》中，就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故事，奉劝世人莫要自强自夸，而是要懂得“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
这些故事的真实性当然值得怀疑，不过却反映了人们对王安石博学的认可。
尽管王安石与苏轼在政治上颇有分歧，但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的文采，时不时还拿作品互相讥诮打趣。
蔡京的儿子蔡绦在《西清诗话》卷中载：“元佑间，东坡奉祠西太乙，见公旧题：‘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注目久之日：‘此老野狐精也。’”这两首诗有点特别，是比较少见的六言绝句：
《题西太一宫壁二首》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
浓密的柳叶深处，蝉儿正在鸣叫，落日映照下的莲花颜色更加红艳夺目。看着池塘中的春水，让已经满头白发的我回想起了江南水乡的春天。
三十多年前父亲兄长带我来到这里，带领着我看遍此处风景。今天故地重游而头发早已花白，想寻找往事踪迹却只有一片迷离。
此文说的是苏轼去京城的西太一宫祭祀，偶然看到了王安石的这两首题诗，当时王安石已经去世了，苏轼对着故人的题诗看了许久，然后对同行之人莞尔一笑说：“写诗的这个老头子，真是个野狐精啊！”
为表示纪念，苏轼还按照相同的韵和诗两首——
《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晴酣。
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
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
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凄迷！
可见，苏轼很喜欢与野狐精站在一起，他称王安石为野狐精并不是贬义，而是一种戏谑式的赞扬。
事实上，这并不是苏轼第一次用“野狐精”称呼王安石了，早在王安石写下《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时，苏轼就说过类似的话。
“野狐精”出自禅宗，原指不识正法的旁门左道，但也可用来赞叹不拘一格的奇思妙想。
苏轼此语，显然是由衷的赞美之词。
今天我们再读这首《桂枝香》，也许感受不到太大的冲击力，但在当时可不一样，因为它和晚唐五代以来局限于闺阁私情的词作大不相同，显得极为开阖恢廓。
后人评价王安石词“瘦削雅俗，一洗五代旧习”，与苏轼词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一样，均为打破常规之举，两人惺惺相惜、互为知己，也便不足为怪了。
晚年的王安石离开政治中心后，便退居江宁，自此门庭冷落。
然而，在从黄州移官汝州之际，苏轼竟然专程来拜访了这位曾经的政敌，这让王安石大为感动。
两人饮酒和诗，谈笑甚欢，王安石甚至劝苏轼在秦淮河畔置办田宅定居，以便两人朝夕相见。
苏轼有一首诗记叙两人的这次相见，并在诗的结尾，发出了“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感慨。
无独有偶，在送别苏轼之后，王安石也对周围的人发出感慨：“不知还要等上多少年，才能再次出现苏轼这等人物呢！”
曾经政治上的对手，后来竟互相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无疑是一段佳话。
不过仔细想想也并不奇怪，毕竟两人都是光风霁月、胸无渣滓之人，从来都是对事不对人，都有一颗为公之心，只是方式方法有些差异而已。
“拗相公”和“司马牛”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常常被称为“新党”，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司马光等人，自然就被称为“旧党”。
北宋中后期的政坛风云，基本就是这两党间的斗争掀起的。
奇妙的是，这两党的领头人物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是出了名的倔脾气。
两人因此各得一个外号，王安石被称为“拗相公”，司马光则被称为“司马牛”。
说来也有些好笑，“司马牛”这个外号，还是出自苏轼之口。
话说司马光执政之后，决定全面废止王安石制定的新法，苏轼眼见他一意孤行，连忙跑去提意见，希望保留一些便民利民的举措，谁知司马光压根儿不听，竟然丢下苏轼自己走了。
苏轼不依不饶，追着司马光又是一通说，直说得口干舌燥，司马光仍然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苏轼的一片良苦用心，都变成了对牛弹琴，不禁气得大喊：“司马牛！司马牛！”言下之意，司马光比牛还倔，一点儿合理化建议都听不进去。
平心而论，王安石的新法确有很多可取之处，早已杀红了眼的司马光根本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顿乱砍，这可让王安石气得够呛。
然而形势不如人，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只能忍着。
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比起许多阳奉阴违、暗地里使绊子的小人，王安石反而更欣赏司马光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
据王安石的门人回忆，有一天王安石去山里玩，突然停在一棵松树下，回头就对同行的人说：“司马十二（司马光排行十二），是个君子呀。”一路上竟连续说了四遍。
一个“司马牛”，一个“野狐精”，这么看来，还是司马光的脾气更倔一点儿。
不得不说，“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苏轼形容得真是贴切。
有一个小故事更是让人忍俊不禁，说的是王安石棋品不好，和别人下棋时总是不假思索就落子，因此形势常常变得不利。
有一次，眼见要输棋了，王安石就耍起赖来，一边收拾棋子，一边一本正经地讲道理：“下棋本来是为了放松心情，何必那么计较输赢呢！”
其实最计较输赢的那个人正是他自己，只不过，他嘴上可不会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