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匮肾气丸，这一古老方剂源自张仲景的《金匮要略》，以其精妙的配伍和确切的疗效而被称为经方。经方，如同中医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承载着古人几千年的智慧和经验，每一个方子都是疗效的坚实保障。提及经方，医者无不肃然起敬，如张仲景的经典著作《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方剂，它们在医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除了经方之外，后世医家亦有不少根据时代变迁和疾病特点而创立的新方，称为时方。虽然时方中也有一些良方，但相较经方而言，其疗效却往往相形见绌。金匮肾气丸作为经方之一，其疗效自然毋庸置疑。历史上的诸多名家已为我们证实了这一点。然而，为何时至今日，许多人在使用金匮肾气丸时却往往收效甚微呢？这不禁令人深思。这要从头说起。《金匮要略》卷下，有一神秘良方，名曰肾气丸，专治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之症。其组成为：干地黄、薯蓣、山茱萸、泽泻、茯苓、牡丹皮、桂枝、附子等，经精细炮制而成。此神秘配方，如同世间奇珍异草，将阴阳双补之法蕴含其中。诸药合奏，如琴瑟和鸣，其美妙无比。地黄、薯蓣、山茱萸，补肾阴、填肾精、固肾气，如同虚弱之躯得以大力补充，是为主药；茯苓、泽泻、牡丹皮，排体内代谢之垃圾，令少腹拘急、小便不利得以缓解；桂枝、附子等辛开温通，破除滋腻碍膈，令全方补而不滞，运行无阻。此方以补肾阴填肾精为主，辅以辛开温通，其配伍之精妙，实为千古之绝伦。其科学严密之处，历代医家皆有详述，无需由我此赘可言见。，此方专为肾阴虚、肾精不足兼小便不利之病机而设，若遇此等病机，此方必能发挥神奇疗效，令患者早日康复。遗憾的是，明朝著名的医学家张景岳将这个方子颠倒了过来。根据张景岳的理论，肾阳虚不能急于补充肾阳，否则容易导致上火，壮火会消耗阳气。因此，温阳的最佳方法是以补阴为主，少加温阳，慢慢地温煦，少火才能生气，才能达到温阳的目的。他把这个理论称为“善补阳者，阴中求阳。”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因为在《内经》中就有“从阴引阳，从阳引阴”的说法。按照张景岳的思路，他开创了一系列温阳方剂，包括著名的右归丸等。他对后世医家的影响非常巨大，因此后世医家在温补肾阳时多遵循张景岳的理论，使用肾气丸系列。直到现在的中医药大学教材还沿用这个理论，这可以说是遗害千古。虽然张景岳的影响很大，但自明清以后，不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其中比较著名的要数火神派创始人郑钦安。郑钦安主张，在《伤寒论》中，凡是遇到阳气虚微、阴寒内盛的病例，都要使用四逆汤系列，例如干姜附子汤、四逆汤、通脉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等等，没有使用肾气丸的先例。肾气丸是张仲景的方剂，仲景的医术超过张景岳，难道张仲景不知道“阴中求阳”的道理？难道不知道何时该用肾气丸？他为什么不用肾气丸而用四逆汤系列呢？显然是因为温阳散寒、回阳救逆方面，四逆汤系列的功效确切、效果显著，而肾气丸则毫无价值！我们明白，火神派的后人在当今中国的中医师队伍中，他们的治疗效果是备受瞩目的，这正好印证了郑氏的理论更接近于仲景的原意。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张景岳以来，世间的医生们使用肾气丸来温阳，却没有一个能跳出张景岳的框架，偏离仲景的医道，最终走上错误的道路，给患者带来无尽的困扰。当然，这并不是全盘否定张景岳的贡献，事实上，他在明朝时期就是一位备受赞誉的中医，其治疗效果广受赞誉。他的理论源自于他对中医经典的深入理解和自身的临床经验，以及对于五运六气的独到研究。他的理论并未完全脱离中医经典，而是将经典的普遍规律与当时的具体临床实际相结合。然而，后世的医者对经典的理解并不深入，对五运六气的知识更是匮乏，他们只是一味地接受张景岳的方剂，却忽略了五运六气和临床环境的变化。
因此，尽管同样的方子在张景岳手中能够发挥作用，但到了他的弟子们手中却往往失去效果，这就是因循守旧和教条主义的悲哀。我们也要注意到，的确有些患者反映，服用金匮肾气丸后，一些阳虚症状减少了。比如原先因为肾阳虚而水湿下注，双腿浮肿，按之如坑。服用肾气丸一段时间后，浮肿症状减轻了。
然而，这样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肾气丸可以完全去除湿气。因为肾气丸中的利水药虽然能够排水，但也会导致体内滋生更多的湿气。人体内的水湿是以痰湿、水饮等不同形式存在的。水饮状态清稀，而痰则是最浓稠的。肾气丸虽然排出了水饮，但同时会产生更多的痰湿，痰湿凝结于体内，将会引发更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治疗不能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