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枝汤证的形成一、当先人已经知道桂枝甘草基证与芍药甘草基证以后，下一步自然而然地发现更为复杂的生药复合体了。假如有一个“汗多恶风，心悸亢进”的桂枝甘草基证的病人现在又有“头痛，脚挛急”的症状，先人选用桂枝甘草基和芍药甘草基的合用，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桂枝甘草基和芍药甘草基合用以后，“心悸、头痛、汗出、脚挛急”就和“桂枝、甘草”“芍药、甘草”的生药复合体形成了相对应的关系。为了加强两个生药基结合的黏合性，先人要加以调口味、开胃、和胃的“生姜大枣基”，这样结合的结果就是“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样五味药的生药复合体就有了最初的雏形。由于已经知道桂枝还能治疗“发热、恶风、汗出”的症状，于是又进一步把这个生药复合体使用于受寒着凉以后的头痛、发热、恶风、汗出的病人而获效。也许就在不断淘汰和抉择的过程中，逐渐地调整并确定了“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个生药复合体的治疗目标，在没有文字之前的前经方时代的桂枝汤证的口诀可能是：“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汤主之。”在桂枝汤证已经形成的基础上，先人进一步发现汤方中桂枝与芍药的药量比例也会影响它们的治疗目标，于是就有了这方面的要求。譬如在桂枝汤中，桂枝与芍药等量是桂枝汤证；如果桂枝超量，就变为“气从少腹上冲胸”的桂枝加桂汤证；如果芍药超量，就变为“腹满而痛”的桂枝加芍药汤证了。也许就在这样问题的考量上，先人开始逐渐重视药物分量加减与方剂治疗目标之间的变量研究。先人反复使用有效以后，这种诊治方证终于以桂枝汤证的形式固化了下来，等到进入有文字的年代就以条文的形式刻在甲骨和钟鼎上，或者用笔墨写在竹片上而流传至今。当然以上的叙说只是一种自认为合理的推论，其中的曲折进退、是非成败的具体细节已经无法追寻，无法再现。二康治本应当是《伤寒论》现存最早的原始文本，当时的医学家运用阴阳学说整理先人的医药学遗产时，就是利用前经方时代遗留的口诀方证或条文方证进行了结构与文字上的整理。譬如把“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这个生药复合体，简约为“桂枝汤”。原来的口诀方证“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主之”变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康治本第5条“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宋本第13条）。我们学习《伤寒论》的时候，除了认真思考现存条文的同时，还要透过历史的尘埃了解现存条文的原始形态以及形成的过程，这样就会在细密深邃处明白前经方与经方的承接关系，就会了解“方证”是远古时代华夏民族先人野性思维的弥足珍贵的活化石。桂枝汤证不是从开始的时候就那么完备，它是从桂枝证→桂枝甘草基证……这样由简单到复杂地一步步走向完美，特别是经受了千万年上亿人次的人体试验，临床疗效肯定，于是桂枝汤证就生根落地了。桂枝汤证是所有方证形成的缩影，同时从桂枝汤证出发可以衍生出许许多多的方证。选自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